一、案情簡介

    2009年1月20日，甲公司（原告）與乙公司（被告）簽訂《房租租賃協議書》，約定甲公司將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鎮某村的約2400平方米的廠房及辦公用房出租給乙公司，租期三年，從2008年1月20日至2011年1月20日，年租金50萬元，于每年1月10日前支付。如乙方未按時支付租金，應按照日1%的比例向原告支付違約金，逾期一個月未支付租金的，原告有權解除合同。合同簽訂后，原告如約將合同約定的廠房及辦公用房交付給乙方，乙方亦交付了該年度租金。2009年1月20日，乙方未按期交付租金。至起訴時，被告仍未交付租金，現原告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解除合同、被告返還廠房及辦公用房，并支付至房屋返還之日止的租金。被告辯稱，遲延支付租金并非其自身原因，而是原告故意躲避，導致其無法支付，但未提交相應證據予以證明。
 
二、法律分析
 
    在審判實踐中，類似的案例非常普遍，處理上也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只要當事人具備了合同解除權，可以直接判決解除合同；另一種觀點認為，法律規定解除合同應當以向對方發出通知的方式進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決解除合同；即使當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經解除，法院可以確認合同解除的后果，也無需判決解除合同。換言之，法院并無判決解除合同的權力，只有對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確認的權力。因此，直接判決解除合同將面臨超越職權的困境。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是：
 
    合同解除是我國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終止的方式之一，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當解除的條件具備時，因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關系自始或僅向將來消滅的行為。我國合同法規定的合同解除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協議解除，即雙方當事人協議解除合同，此種方式為雙方法律行為，需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可實現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一種是單方解除合同，即當事人約定的或者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現，享有合同解除權的當事人通過行使合同解除權解除合同。單方解除合同不必經過對方當事人同意，只需要解除權人單方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法律效力。
 
    可見，具備了合同解除權，合同并非當然解除，還需要行使合同解除權的行為。這就是合同解除的程序。綜合國外關于合同解除權行使程序的立法體例，解除權行使的程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以法國為代表，是通過法院裁判解除合同，當事人無權自行解除合同，合同是否解除依法院裁判確定。第二種是日本為代表。《日本商法典》第525條規定：“依買賣性質或當事人的意思表示，非于一定時日或一定期間內為履行則不能達到契約目的者，如當事人一方不為履行且經過所定期間，而相對人又不立即請求履行時，視為條約解除。”依該條規定，當符合法律規定時，合同自然解除，無須由法院裁判或由當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第三種是以德國為代表?！兜聡穹ǖ洹返?49條規定：“解除合同應向對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258條第一款也規定：“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即依當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由享有解除權的一方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達對方當事人，合同即解除。
 
    我國合同法96條對行使合同解除權程序做出了明確規定：“當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四條的規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解除合同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依照其規定。” 結合合同解除程序的立法例可以看出，我國合同法第96條所規定的合同解除程序屬于第三種類型，即依當事人意思表示解除合同。那么，該條規定是否排除當事人不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請求法院或仲裁結構解除合同呢？從該條的規定來看，應當得出肯定結論：首先，該條所使用的語言為“應當”，即“當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四條的規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應當”是強制性規定的用語，即解除權人欲解除合同，應當而且只能通過向對方發送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權，不能要求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解除。其次，該款后半段規定了救濟手段：“對方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結合本款前半段關于通知程序的強制性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對于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解除合同持否定態度。#p#分頁標題#e#
 
    綜上，但就現行立法來看，判決解除合同不但缺乏相應的依據，而且94條第1款的規定相悖，故對于當事人請求法院判決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法院不應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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