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張某有子張甲和張乙。自2001喪偶直至病逝后，張某除由張甲照顧兩年，基本由張乙照顧。2005年后，張某基本不能生活自理。其與2012年去世時留有個人房產一套。該房為張乙所購的市價10萬元的住房。后張甲因遺產分割與張乙發生糾紛，訴至法院。
    庭審中，原告張甲提供的為打印遺囑，張某為立遺囑人，并有見證律師的署名，時間為2010年3月12日；其主要內容為：由于張甲照顧張某而失去經濟來源故補償其6萬元。原告陳述，此遺囑為當日他推父親去打印室所打印，期間有見證律師見證；見證律師李某作證說：到原告家時，遺囑已打印好，張某聽到張甲閱讀遺囑內容點頭表示同意后簽字。此外，張某曾于1991年親自寫了一份手寫遺囑表明張乙為其遺產唯一繼承人。
    一審判決，2010年的打印遺囑在證實其真實性后判決按照該打印遺囑分割遺產。被告不認為故上訴。二審判決，2010年打印遺囑是代書遺囑，因其缺少遺囑必要條件而改判根據1991年的手寫遺囑來分割遺產。
 
【爭議】
    上海遺產繼承律師認為本案的打印遺囑并不屬于法定型的代書遺囑或自書遺囑，而是沒有類型化的其他遺囑，可以類推適用自書遺囑的規定，但其效力位階明顯低于法定型遺囑。本案中，1991年的“筆”書遺囑屬于法定型的自書遺囑，其內容真實、合法；而2010年的打印遺囑屬于非法定型，兩者相比，應當適用法定型遺囑效力優先原則，認定1991年自書遺囑繼續有效；相應地，不再考慮2010年打印遺囑的在后優先性和構成要件是否完備，認定該打印遺囑無效。
 
【評析】
    應比照書寫遺囑來認定打印遺囑的法律效力
    1、通過合理的法律解釋才能確認打印遺囑法律屬性和法律定性。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對打印遺囑的法律屬性和類型多有爭議，在許多案件中，法律的適用情況跟裁決都不相同。“同案不同判”嚴重損害了司法的公正與公信。繼承法規定的遺囑書書寫工具為“筆”而不是打印工具。但是，由1985年實施的繼承法來看，“筆”是當時的主流書寫工具，基本不會用到打印；而時至今日，電子打印系統取代“筆”而成為絕大多數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書制作工具。技術的突飛猛進帶動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這已超出當時立法者的預料；而繼承法也沒有及時修訂來消除法律漏洞。因此，法律適用應通過解釋方法填補漏洞來回應并適應社會重大變化，以實現公正目的。首先，要式遺囑（滿足一定的形式要件）的立法目的并不排除遺囑書寫工具的變化。遺囑的要式性主要為了保真（確保遺囑內容真實、合法）和保全（保證遺囑人的遺愿盡可能得到全面尊重和遵守），其中，要式是手段，保真是中心，保全是目的，最終實現對死者人格尊嚴的維護。如果遺囑內容的真實性與合法性能得到證實且具有關鍵性的形式構成要素，僅僅因為遺囑書寫工具不屬于繼承法明文規定的“筆”，從而認定其為非法定型遺囑而降低其效力位階，甚至被認定無效，這都明顯與人權保護的時代精神不吻合。
    其次，打印工具與“筆”，兩者都被用來將人的主觀思想呈現在紙上。打印或“筆”書遺囑，都是為了記錄立遺囑人的意愿，都滿足法律規定，因此，將打印遺囑比照“筆”書遺囑來適用繼承法的相關規定，比較符合現代的情況。
    再次，不論是打印遺囑還是自書遺囑，最重要的還是遺囑人的真實意愿。遺囑人親自或由其意愿讓他人將其遺囑記錄下來，則該打印遺囑也可屬自書遺囑；相應地，若立遺囑人同意遺囑內容，但立遺囑過程為見證中打印下的，該打印遺囑就是代書遺囑。
 
    2、本案認為2010年的打印遺囑屬于代書遺囑，但其形式欠缺關鍵構成要素且沒有得到有效彌補。首先，非常明確的是，張某沒有能力親自操作電子打印系統來打印遺囑。至于當時此遺囑是否為張某真實意愿而立下，除最大受益人張甲作證，并沒有其他證據證明。其次，作為代書遺囑，關鍵性形式要素之一就是：見證人在現場見證后，更重要的是在時候還原遺囑人的真實意愿。但是，本案中，打印遺囑上卻沒有遺囑人的簽字，而原告是遺囑繼承人，他們不是繼承法規定的適格見證人。而兩個署名律師，他們沒有現場見證并主導遺囑主文形成過程；在原告家沒有見證遺囑人對遺愿的有效表述并重新主導制作書面遺囑；沒有基于張某的特殊情況對當時張某的神志是否清醒以及是否具有意思表示能力進行必要的核實，說明他們沒有盡到足夠的注意義務，因此，他們也不是適格的見證人。沒有適格見證人的代書遺囑不具備必要的形式要件。#p#分頁標題#e#
 
    3、現有證據難以證明2010年的打印遺囑是張某真實意思表示。遺囑內容是否真實合法，是遺囑有效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本案中，打印遺囑內容的真實性并沒有得到證實。其一，雖然有張某和見證律師為打印遺囑作證，但由于張某當時已不能清晰的口頭表示自己的真實意愿，該遺囑也就不是遺囑人的表述而來。其二，原告并不能證明在照顧張某的兩年中為何失去了經濟來源，打印遺囑中的內容“張甲為照顧張某而失去主要經濟來源”就頗顯突兀；與被告相比，原告對張某所盡贍養義務較少，遺囑人放棄原來有利于被告的自書遺囑而重新設立有利于原告的遺囑，明顯欠缺動機。據此，2010年打印遺囑不可能是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4、2010年的打印遺囑在立下時不知遺囑人是否有能清晰表達自己意愿的能力。本案中的打印遺囑設立時，張某已經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也無清晰的表達能力與思考能力，僅憑原告的單方陳述也不足以證明張某的神志清醒，因此，張某當時并沒有按照自身意愿立遺囑的能力。尤為重要的是，關于打印遺囑的事項都是由原告在敘述，而不是張某通過如口頭表達或簡單書寫等有法律效力的方式來與律師交流，表明當時的張某根本不具備意思表示與行為自由所必需的身體條件和精神狀態。事實上，在打印遺囑的形成過程中，遺囑人有無進行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是否為打印遺囑的內容都存在疑點。
 
    綜上，2010的打印遺囑因缺乏重要條件而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代書遺囑，因此，本案應按1991年的自書遺囑內容對張某的遺產進行分配。
 

本文由上海離婚律師尤辰榮發布,原文地址:http://www.ynssly.com/hyjt/yichanjicheng/ycjdal/1937.html,歡迎分享.